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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教育思想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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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九成
  
  一、蒲松龄怎样看待青少年
  
  蒲松龄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作家。即以如何看待青少年这一古老命题来说,他就有自己迥异于世人的独特见解。当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青少年处世“没有经验”、让人难以放心的时候,蒲松龄却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认为他们是“将雨之云”、“未雷之电”,即青少年就像是即将倾泻滂沱大雨前的涌云,炸响惊心霹雳前的闪电,一定会大有作为。他问道:“其昂霄破壁,宁俟察而知之耶?”——他们如腾龙直冲云霄一样的志向和能力,难道还要等待慢慢考察之后才会知道吗?(见1986年版《蒲松龄集》第90页)
  蒲松龄给青少年以如此之高的评价,他本人就是一例最好的典型。尽管他成年之后一生坎坷,但少年时代却是壮志凌云。他曾借称赞他人表达自己这样的胸襟:“童年抱卷,便怀濡翼之羞,午夜闻鸡,即有雄飞之志;驱风雷于指上,罗星斗于胸中。”(同上,第117页)不难想象,他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抱负是何等远大。蒲松龄不仅少怀壮志,而且才华横溢。他“弱冠采芹”,十九岁便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一时传为佳话。其后几十年,他虽然未能得志于官场,却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业绩,足可对他少年时代所怀抱的志向和所显示的才华作出有力的印证。
  正是出于对青少年的充分理解和正确估价,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青少年艺术形象。《聊斋》中的青年艺术形象不胜枚举,此处不赘;单就少年艺术形象而言,比较著名的就有勇斗恶狼替父报仇的于江,从巨蟒口中救出兄长的胡氏弟弟,严惩恶霸豪绅的少女商三官,智毙淫狐的十岁幼童贾儿,以及聪明伶俐的小牧童、诚笃重义的张诚、从小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霍桓……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少年艺术形象,诚然是一些艺术典型,包含了较多的理想成分,但即使如此,这些形象也告诉我们:孩子们决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幼稚和无知。
  这些艺术形象还生动地告诉我们:孩子们的志向和抱负,常常被人们所误解;孩子们的智慧和勇气,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孩子们的能力和本领,时时被人们所低估。贾儿决心要除掉淫扰其母的狐精,并深知狐精机灵异常,一切灭狐措施都必须高度保密,于是,他伏警于戏,寓黠于欢,将各种准备工作一律化为儿童的玩耍和游戏,但这一切却遭到了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的误解,都把他视为屡教不改的“顽童”,一次又一次地批评责备他;直到灭狐成功,人们在惊诧之余,才明白真相,喜出望外。蒲松龄用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提醒我们:对少年儿童的抱负、智慧和能力,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了解、信任。
  中国有个听起来十分温柔的传统观点:在父母眼中,孩子再大也是孩子。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家庭伦理的积极面,即长辈对后代那种永不消减的慈爱和关怀,但也有消极面——对孩子内在的能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评估,往往总是“不放心”,并由此过多地干预孩子的事情,影响对他们独立生活能力的锻炼和培养。长辈爱护和关心下一代,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孩子,并以良好的思想作风和文化传统熏陶他们,是完全应该的;青少年天真、单纯,有时甚至显得幼稚、无知,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较弱,因而需要给以引导、扶持和帮助,这固然也是长辈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爱护、关心和帮助,决不能过头,决不能包办代替。过多的干预,过多的担心,过多的指挥,不仅束缚了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甚至会使孩子已经具备了的内在能力受到压抑而不能很好地得到发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崭新的社会生活格局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使人们——包括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未必能做到什么都吃得透、摸得准,未必事事都能成为走在孩子前面的“导师”,甚至相反,在对许多事情的感知和理解上,孩子可能比我们成年人更敏锐、更迅速、更真切。所以,我们应该像蒲松龄所主张的那样,对孩子自身的志向、抱负、智慧和能力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该引导的引导,该鼓励的鼓励,该放手的放手,努力使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符合孩子的实标,符合当前时代的实际。
  
  二、“贫贱忧戚,玉汝于成”
  
  《细柳》是不少读者所熟悉的一篇作品,这篇作品也很好地体现了蒲松龄的教育思想。作者通过主人公细柳表达了自己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必要时,须让孩子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
  从总体上来说,青少年代表着未来,是大有希望的,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不会走弯路,不需要经过必要的锤打和磨练。孩子犯错误、走错道有时是难免的事,关键是家长和老师能否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只要教育及时,方法得当,这些孩子终究还是可以有光明的未来的。《细柳》里的主人公细柳教子的故事,便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细柳是一位继母。丈夫去世后,她一人独自承担起了培养和教育两个儿子的家庭责任。和天下父母一样,她有一颗望子成龙的心,并为此对两个儿子抚养周至,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但不幸的是,无论是前妻所生的长福,还是自己亲生的长怙,均不思长进:长福厌读,经常逃学,细柳虽一再教育、批评乃至责打,仍“顽冥如故”,毫无效果;长怙更甚,不仅懒学厌读,而且游手好闲,聚赌嫖娼,虽经细柳“杖责濒死”而不改其行。面对这两个令人伤神的孩子,细柳没有灰心丧气,徒叹奈何。她分析了两个孩子的特点,果断决策,把他们放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体验生活的艰辛,品尝人生的苦辣:她给长福“衣以败絮”,“使牧豕”,每天“与童仆共操作”,终于使他切实体会到读书虽苦,犹乐于牧猪。对以常规方法已无法挽救的长怙,她便在其索金远游时授以伪金,让他因此而身陷囹圄,受尽折磨和凌辱,尝够了淫赌和嫖娼所带来的恶果。细柳所采取的这一特殊教育方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长福从此刻苦攻读,勤学不怠,最后中了进士;长怙从此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成为一方巨贾。
  细柳是一位深谙教育规律的母亲。首先,她坚信犯错误的儿子终究是可以变好的,决不因为他们屡教不改而失去挽救的信心,放弃教育的义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她把握了事物可以转化的规律。其次,她更懂得:不到一定的时候,儿子是很难回头的,对他们的挽救不能操之过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她懂得事物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她让长福牧猪,让长怙因使用伪金而坐牢,就是为了让他们兄弟俩知道沿着以前那条道路走下去是何等危险,就是为了能让他们自己亲眼看到矗立在那里的一块巨大的路牌:此路不通!从而为他们最终回头创造了转化的条件。所以,细柳对两个儿子采取的教育方法,决不是信手为之,或者是“歪打正着”,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诚然,细柳的教育方法有其特殊性,我们不能照搬模仿,但是,她让儿子到艰苦环境中去接受磨练的教育思想却具有普遍意义。
  在当代家庭中,大多数家长对犯错误的子女无疑都抱有促其转变的信念,并各有促其转变的办法。但是,当他们面对冥顽不化、屡教不改的子女时,他们能像细柳这样,毅然决然地将子女置身于艰难困顿之中去吃苦、去磨练吗?恐不多见。个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舍不得”、“不忍心”。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对孩子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教育,但教育效果也就不会像细柳这样理想和完美。
  宋代哲学家张载说过:“贫贱忧戚,玉汝于成”。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常常是相反相成的。就我国当前青少年成长的环境而言,物质条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有的甚至相当优越。这些条件对孩子的成长固然重要,但处理不好,也可能走向反面,使一些孩子养成怕苦畏难的情绪,甚至滋长起贪图享乐的不良习气。历史上诸如清代“八旗子弟”一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足可为戒。相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艰难困苦也未必就是坏事,有时候反倒有助于他们磨砺意志,发奋图强。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齐白石、华彦均——这些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哪一位不是从贫贱忧戚中走过来的?细柳做法的可行性,已被古今中外许多事实所反复证明;蒲松龄的这一教育理念,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做父母和老师的去认真思考。
  
  三、重视培养孩子的抗争精神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还塑造了不少具有抗争精神的青少年英雄形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教育观念,值得我们注意。
  通读《聊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蒲松龄绝少鼓吹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相反,当青少年们遇到社会不公、恶霸横行的时候,当他们受到家庭封建礼教压迫的时候,或者受到野兽侵害的时候,他的主张是起而抗争。商三官的父亲被恶霸无端打死之后,三官的两个哥哥欲停尸上控,三官极力反对,清醒地指出:老天决不会为我们穷人专门生出一个铁面包公来,上控何用?所以她主张将父亲埋了。埋了父亲之后不久,三官便“失踪”了,原来她女扮男装,混入戏班,耐心等待时机,终于杀死恶霸,报了杀父之仇,她自己也壮烈献身(《商三官》)。张讷受到继母虐待,弟弟张诚便暗中相助,甚至因此而影响了学业,老师又是戒尺打手,又是荆条抽身,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但他没有屈服和放弃,仍一如既往,助兄如故(《张诚》)。书生陶望三赴试途中,因以诗词讽刺时事而被人陷害,关在狱中,两位少女秋容和小谢闻讯,既为友情、也为大义,不辞辛劳,不避风险,来回奔波营救,在逆境中表现了一种义无返顾的赤诚(《小谢》)。青年猎人田七郎,当县宰与御史勾结欺压百姓的时候,为了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在自己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的时候,仍用尽最后的力量将县宰杀死(《田七郎》)。至于胡氏弟弟与大蟒的较量(《斫蟒》)、于江杀狼以报父仇(《于江》)等,则都是与大自然抗争的典型事例。从《聊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反的例子:如果对恶势力或封建礼教一味顺从,其结果都是很糟糕的。《青梅》里王进士十四岁的女儿阿喜本来是爱程生的,但在父母的高压下却终于屈服、放弃了;后来,人事沧桑,父母双亡,阿喜所历经的坎坷和苦难,可谓一言难尽!反之,同样是爱上程生的青梅,尽管贫贱不能自主,但她有一种“不济,则以死继之”的坚定决心,终于获得了美好的前程。以上这许多事例都清清楚楚告诉人们:只有抗争,才有出路。
  以上这些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尽管不是作者直接针对教育问题所发表的教育理论,但却直接关系到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性问题。
  蒲松龄之所以如此重视宣传培养青少年的抗争精神,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如果我们读一读他的《黑兽》一文,对此就会有所了解。作者在篇末议论中明明白白地指出:贪官污吏就是那些“择肥而食”的狨,而平民百姓犹如那些弱小的动物。那种任人宰割、不知反抗的情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他所表达的思想,与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完全一致的。在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反抗外族入侵和阶级压迫的民族,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毒害和压抑,也在民众中逐步积淀起一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性格劣根性,并在某些历史阶段严重阻滞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强盛。从这个视角观察,蒲松龄(以及后来的鲁迅等人)主张人要有敢于抗争的精神,正是震撼我们民族心灵要害的晨钟暮鼓,极其值得人们深思和重视。
  抗争精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我维护意识。过去,为了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固然需要这种抗争精神,即使今天,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也时有发生,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进一步说,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不惧怕任何困难,勇于开拓;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不盲从别人的结论,敢于创新;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积极进取。所以,抗争精神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也是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要求,也是当前时代的要求。那些总喜欢孩子“听话”的家长和老师们,对此尤须深长思之。
  这里必须顺便指出,抗争精神决不同于“文革”中的“造反”。其一,抗争,从本质上讲,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防御行为,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造反”则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攻击行为,目的是为了征服他人。其二,抗争是以明辨是非为前提,而“造反”则是以歪理邪说为武器;具有抗争精神的人,不只是要敢于抵制错误、抗御邪恶,更要敢于服从真理、主持正义;而“造反派”则是惟“我”独尊,以“我”划界,决无是非曲直可言。二者泾渭分明,决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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