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公集》遗世。　　
    北宋大中符年间，也就是公元1011年初夏的一天，在江西永丰县泷冈溪畔，一位头插白花，身着素装的年轻女子，和一个4岁的小男孩面对面地坐在沙滩上。那女子折了一根荻杆，在抹平的沙地上写了一行字，然后将荻杆交给了孩子，那小男孩便照着沙地上的字样一笔一笔地画着，渐渐地入迷了。这位女子是谁呢？这个4岁的小男孩以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大文豪。他就是北宋中期当之无愧的文坛宗师欧阳修，那位女子便是他的母亲郑氏。　　欧阳修4岁时，其父欧阳观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军事判官任上去世，母亲郑氏带他投靠叔父欧阳晔。因其父为官清廉，死后家贫如洗，买不起纸笔，母亲只好以芦荻作笔，以沙滩作纸，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也非常听话，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划地进行写字练习，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史书所传的“郑夫人画荻教子”。郑氏的这种教导，使欧阳修从小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　　欧阳修的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身上。母亲不断地给他讲如何做人的故事，告诉他不要随声附和，随波逐流；还教他认字写字，教他读唐代诗人周朴、郑谷发及当时的九僧诗。
    欧阳修由于家里穷，常去借书看，在随州城南的李家是一个藏书家。欧阳修不断到这里与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时间久了，就将李家的书借回家看，无论是严寒的隆冬，或者是赤日炎火的盛夏，从不间断，从不松懈。每见到书上一些好的内容，他都赶快把它抄下来。一天，他从李家旧纸筐里，发现一本六卷本韩昌黎先生的文集，经主人允许，便带回家里。打开一看，大开眼界，便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阅读。他高兴地说，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当时欧阳修的年纪还小，对韩愈的文学思想内容还吃不透。然而他却为韩愈散文的不平凡的风格所感动。他痛切地感到宋初以来，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只讲文法、华而不实的文章，毫无用处，实在是误人子弟。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迪下，一个学习韩愈，革除当时文坛上那种坏风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　　
    良好的品德是成长必需具备的条件。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他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洁，为民所爱戴。欧阳修长大做了官以后，母亲还经常不断地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她说：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到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来覆去地看，凡是能够从轻的，都从轻判处；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往往深表同情，叹息不止。她还说：你父亲做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他的官俸虽然不多，却常常不让有剩余。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鱼变成累赘。所以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她告诫儿子说：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孝心。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重要的是心存仁义。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职已满三年，回京述职，被留在京城编写《崇文书目》。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权贵斗争失败，被逐出京城。欧阳修虽与范仲淹并无交情，但自幼受母亲教导，处处以父亲欧阳观的为人处世来指导自己，不苟合于世俗。他眼见忠臣蒙冤，义愤填膺，毅然提笔，不顾“戒越职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论救范仲淹，指责谏官高若讷谄媚权贵，利欲熏心，文过饰非，不主持正义，“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措辞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高若讷等人。很快，欧阳修受诬被贬，也离开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由于权贵们逼迫甚紧，欧阳修来不及收拾妥当，就匆匆上船离京。仓促之间，他落入水中险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时的欧阳修，心情极度沮丧。他的母亲郑氏，这位饱尝生活苦难的女子，坚决支持儿子的行动，面对窘境谈笑自如，并不顾体弱多病，提出跟随欧阳修前往夷陵。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在欧阳修人生极为低潮的时候，再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渐渐从被贬的落魄心情中调整过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之情，最终官复原职，开始了一段新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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