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武汉媒体消息，武汉大学录取了3名青少年作家。他们的高考分数远不够武大录取线，但因为写出有影响的作品，被破格录取。这件事再次引起不少议论，归结起来无非说录取他们符合素质教育要求，以及作家考试得低分说明当今教育和考试制度不合理等。

　　类似议论这几年听得多了，最突出的是中学生韩寒(小说《三重门》的作者)。他好像没有参加高考，参加也不可能上线。后来复旦大学表示可以录取他作为旁听生，他不去，还写文章把大学奚落了一番，把现行教育制度批判了一阵子。为他叫好的不乏其人，几乎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达到著书立说的作家水平，是大学文科的高标准，有许多文科的教授讲师也达不到。可是已经写了书的作家高考分数却不如许多作文都写不好的同学，因此连进大学的资格都没有，用这个强烈的反差来否定现行教育考试制度，似乎极具说服力，往往弄得教育家们没有招架之力，只好附和称要改革等等。

　　其实，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走入了误区--根本就不能拿少年作家的事例来评判大众教育的成败。少年作家、发明家，是人群中天赋特别高的小群体，据统计，超智儿童占儿童总数约2%-3%，他们的理解力、记忆力、接受能力很强，学习效率是一般人的许多倍。这种人具备基本学习条件后，某些方面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常人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成果。然而，社会教育制度包括考试制度，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为这些极少数人设置的，而是面向占总人口95%以上的多数人。超常儿童能够见微知著，举一反三，跳跃式学知识，一般人则必须按部就班一步步训练。用少年天才的成功之路否定教育制度，就如同用小鱼天生会游泳，从而否定人类的游泳训练一样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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