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研究资料得到的是两个相反的结论：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怀孕药物会增加卵巢癌变的机会；而另一些研究结果则相反。对于相信怀孕药物会增加卵巢癌变这种说法的人来说，可能存在的危险是，如果一般妇女一生患卵巢癌的机会为4%-5%，那么服用怀孕药物的妇女患卵巢癌的比率要比一般人群高2~3倍。目前这种没有结论的状况让我们在实际用菊治病的时候遇到麻烦。我们相信，随着世界范围从事医疗工作人士的不断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会将其彻底搞清楚。

　　卵巢肿瘤很少见，但它恶性度大，诊断和治疗都比乳腺肿瘤困难，预后也比乳腺肿瘤差，因为每当诊断清楚时，肿瘤早已扩散。

　　虽然怀孕药物诱发卵巢癌这一说法缺乏证据，却也有几项研究表明服用怀孕药物与得卵巢癌之间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怀孕药物与癌症有关联的研究，在学术上经常拿来被人引用，比如：由爱丽丝，惠特莫尔博士和其他12位合作者共同在1992年创立的卵巢癌研究合作小组(COCG)发布的成果，这项成果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还有由玛丽·安，罗欣博士等人于1994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

　　惠特莫尔博士和其卵巢癌研究合作小组的同仁们把其对卵巢癌研究的数据放在一起加以分析，他们发现服用怀孕药物的不孕白色人种妇女比从未服用过此类药物的不孕妇女患卵巢癌的可能性高两倍多。这个数据表明，妇女一生患卵巢癌的危险是1.5%~4.5%。

　　药物与癌症之间有关联的证据并不等于这类药物必然导致癌症。但是这种联系在生物学上是说得通的。它也印证了其他两个导致卵巢癌的理论。第一个理论的观点是，经常性的或者说不停地排卵会形成对卵巢的刺激，容易引发卵巢细胞的癌变。第二种理论提出，促性腺激素的剧增会诱发卵巢癌。服用怀孕药物的妇女同时具有以上的两种情况，她们在不停地排卵，同时也有很高的促性腺激素水平（因为很多怀孕药物要么含有促性腺激素，要么激发促性腺激素生长）。

　　生物学认定的合理的理论结果也许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它能够最早提示问题的所在。因此，几家联邦机构开始关注怀孕药物与卵巢肿瘤的关系。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要求生产厂家把癌症的危险性写到包装说明里，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院的研究者们也于1993年2月期《生育与不育》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怀孕药物研究的专题文章。惠特莫尔博士通过“病例一控制”的分组设计进行研究，用这种基础方法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下一步可行的研究方向。继惠特莫尔的研究之后，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NIH)斥资实施一个研究项目，由玛丽·安·罗欣博士负责，进一步研究证明怀孕药克罗米芬与卵巢癌的关系。她和同事们将把1974~2000年间服用过克罗米芬的不孕妇女同没有服用过这种药的不孕妇女重新进行分析比较，来确认广泛应用怀孕药物克罗米芬的作用。

　　在罗欣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完成这项研究时，他们发现服用了长达12个周期或更长时间克罗米芬的不孕妇女患卵巢癌的机会比那些未服克罗米芬的不孕妇女高10倍以上。

　　有趣的是，罗欣发现，生过孩子的妇女，如果她们服用克罗米芬时间长达一年或一年多，有更大的可能患癌症。罗欣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生过孩子的妇女和未生过孩子的妇女服用了克罗米芬后可能得癌症的危险性都增加了。”

　　通过对服过和未服过克罗米芬的两组不孕妇女的比较研究，罗欣还发现，不论不孕的原因是否为卵巢本身的问题，服过克罗米芬这种药的妇女患癌的危险性在增加。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增加癌变危险性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卵巢疾病。罗欣写道：“在卵巢异常和卵巢没有明显异常的妇女中，发现与长期使用克罗米芬相关的卵巢肿瘤（恶性的或交界性的）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服用克罗米芬带来的风险，不仅反映卵巢异常的问题，还可能反映用克罗米芬药物治疗卵巢疾病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由于有了罗欣的研究结果，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要求，妇女服用克罗米芬不得超过6个月。

　　然而，关于怀孕药物与卵巢癌的关系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完全解决。1990年几项研究结果显示，服怀孕药与患卵巢癌并无相关性。1996-2000年期间，丹麦、意大利、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所报道的有关服怀孕药与患卵巢癌相关性的研究结果也是相互矛盾的。目前，怀孕药物是否诱发癌症还不肯定。假如确能致癌，那么用什么药、用多大剂量会是致癌的可能呢。找到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恐怕是不可能的。

　　要想完全清楚怀孕药物与卵巢癌之间关系的争论，就得先了解科学研究，以及与科学研究相悖，甚至有时截然相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卵巢癌研究协作小组(COCG)的爱丽丝·惠特莫尔博士和她的同事们采用一种叫做“病例一控制”的分组设计基础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种研究通过将患卵巢癌的一组妇女（病例组）与未患卵巢癌的对照组（控制组）进行比较，分析她们之间的不同。病例一控制研究方法在医学科学领域里是用来找出可能导致危险因素的常用的实验方法。根据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NIH)前主任伯纳迪恩·希利博士的观点，这种试验应该认真对待：这些试验都是观察性研究，而观察性研究最终让我们注意到胆固醇增高的问题。这些试验是那些最终让我们了解到烟草危害的研究。实验研究让你首次开始考虑对危险因素的确定。

　　然而，科学家们认识到，病例一控制研究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它们提供不了最终答案，只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能的联系。惠特莫尔博士的研究正是如此；他的研究确立了怀孕药物可能与卵巢癌有关，并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他的研究是基础研究，他为罗欣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玛丽·安·罗欣把惠特莫尔的工作当作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我认为惠特莫尔的研究是非常周密的。他的研究坚实可靠。虽然他的研究在医学界也确实得到许多非议，其实那些非议也最终构成了许多医生观点的基础。”

　　然而，罗欣1994年的研究却是“同一群病人的回顾性”研究。她的研究设计更合理，旨在进一步更加细致地调查怀孕药物与卵巢癌的关系，并找出致癌可能性是否与不孕类型有关，或者与服用了某种不孕药物有关。这项研究也得出了卵巢癌与不孕药物的是相关的结论。

　　但即便是同群病历研究也有它的局限，因为服用某些怀孕药物的妇女——或是必须较长时间服用某些怀孕药物的妇女——可能会在某些重要方面与其他不孕妇女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正是这些妇女的不同，而不是药物的作用，才是引起癌症发病的根本原因。因此，科学研究中最可靠的研究方法，即“前瞻性的、双盲随机临床试验”法(RCT)，目前还没人尝试过——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能够尝试。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研究方法没有人去试？这是因为有现实和道德两方面制约的结果。首先，双盲随机临床试验最重要的一点是随机性：参加者被随机分到两组中的一组，其中一组服药，另一组服安慰剂（糖丸）。这种随机性分组可保证两组人员在药物史、不孕种类或其他可能致癌的因素等方面平衡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服怀孕药物组与未服怀孕药物组之间仍有致癌可能的差异存在，那么这种差异就能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药物就是导致卵巢癌的罪魁祸首。

　　问题是要进行随机临床试验，前提是参加者必须愿意接受随机抽样的结果。首先，大多数想怀孕的不孕妇女总是愿意接受药物，而不愿意接受安慰剂。第二，大多数医生不愿意在临床试验中给病人用药，以防万一药物有严重安全问题。因此，探究怀孕药物问题的最可靠的试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既不现实也不道德。

　　目前未有定论的结果意味着——这对那些想通过服药解决问题的妇女来说是菲常重要的——每位妇女必须权衡一切可能，做出让自己欣慰的决定，因为无懈可击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做决定就需要在可能致癌与可能怀孕这两者之间选择。尽管得癌症的可能性很小，妇女绝不可以略患这种严重疾病的可能性。正像伯纳迪恩·希利博士所说：“你说流血有危险，你能挺过来；你会说哪有点儿痛、哪不舒服什么的那与你得了卵巢癌的感觉不一样。即使得卵巢癌的可能性非常，一旦得了就是灾难，就是死亡。所以它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做妈妈会给妇女带来许多美好的情感体验。此外，怀孕生孩还有益于妇女的身体健康，因为怀过孕、生过孩子的妇女患卵巢病的风险要小于没有怀过孕、生过孩子的妇女。专家们对现有怀孕药物褒贬不一。

　　全国卫生研究所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院主任、流行病学专家罗伯特·斯伯塔斯博士认为，把惠特莫尔罗欣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就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投机更多的研究基金。“这两项研究（即惠特莫尔和罗欣的研究）通过据说明怀孕药物与卵巢癌有关系，这个结论有很重要的意义。越两项研究结果都有生物理论的支持。在惠特莫尔科学实验的基本上加进罗欣的研究成果，你不得不承认你被领进了这个领域，并需进一步研究它。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研究做得越深入越。”全国知名的不孕症专家理查德·马斯博士在加利福尼亚行医，他不接受惠特莫尔略绪论，但在研究了罗欣的报告后更加谨慎地对待卵巢癌的危险性。他于1999年的著作中提到罗欣的研究结果：

　　有7位妇女在受不孕治疗，她们至少连续12个月服用克罗米芬，后来就患了卵巢癌或交界肿瘤。文章作者得出了有力的结论，即长期服药可增加致癌危性。现在，生殖内分泌专家和妇科专家几乎不再让病人这么长时间服罗米芬治疗不孕。但看到这个数据会使你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即作为一个病人，如果服6个月的克罗采芬没有治疗效果，那么你绝不能继续服用这种药了。你需要找到和使用新的有效排卵药继续治疗。（马斯《理查德·马斯博士的生育指南》）

　　但是许多不孕专家认为怀孕药物不会致癌，致癌的诱因是不孕本身——根本不是药物——不孕使妇女更容易患卵巢癌。

　　在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患癌症的危险性是大，是小，还是零。爱丽丝·惠特莫尔博士希望妇女考虑到这种致癌危险性就行了，她不希望夸大患癌的比率，因为“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怀孕药是否诱发癌症”。斯伯塔斯博士和罗欣博士也认为这是个“敞开的、没有定论的问题”。

　　2001年11月，国家癌症研究所流行病学专家路易丝·布莱顿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就怀孕药物与卵巢癌之间存在联系的问题尚未搞清楚。许多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在不远的将来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这方面更多的研究结果。根据现有的数据，好像会出现选样的可能：如果怀孕药物与卵巢癌确有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弱的。由于卵巢癌的发病率极少，妇女服用怀孕药物导致癌症的命中率也应该是非常低的。”

　　减少患卵巢癌危险的可能性

　　怀孕药物是否致癌还未得出结论，那么此时不孕妇女应该怎么办？惠特莫尔博士给没有卵巢癌家族史的妇女带来了好消息：“根据最近的研究数据，服用怀孕药的妇女如果没有卵巢癌家族史，那么她发生卵巢癌的概率非常小。”她1994年9月22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题为“不孕治疗后卵巢癌的发病危险性”的论文中写道。在这同一篇文章里，惠特莫尔博士建议那些开始治疗不孕的妇女尽量减少药物的使用，例如，如果情况允许，体外受精(IVF)可以使用对卵母细胞无刺激作用的方式，也可以短周期地选用对卵巢有刺激的药物治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人员阿舍尔·舒杉博士也建议，应该限制妇女服用怀孕药物的周期。

　　另一个建议是由来自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官员布鲁斯，斯塔德尔博士提出的。他说抑制排卵可减少患卵巢癌的危险性。斯塔德尔说，如果你生了孩子，使用了超过5年的避孕药物，那么你在今后的生活中就有了减少患卵巢癌危险的可能性，因为怀孕和避孕药都抑制排卵。研究显示避孕药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卵巢癌的危险性。服用一年的避孕药物，患卵巢癌的危险性可降低20%~30%；如有5年以上的服药史，其危险性减少一半（注：避孕药物对吸烟的妇女，有心脏病、高血压、乳腺疾病、癌症家族史的妇女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其中有些危险，如心脏病和乳腺疾病等，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大，通常40岁以上妇女的危险性更大。所以服药前找你的医生给你做个彻底的身体检查，明确自己的身体状况。）

　　尽管如此，癌症的威胁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你可以采取措施以减少癌症对你的威胁——就是让自己处于安全的地位。一些医生对那些服药的妇女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1．假如服满怀孕药物规定的周期后仍未怀孕，服用一段避孕药以使卵巢得到“休息”。

　　2．多年坚持每年两次的卵巢超声检查，并坚持定期进行雌激素检查。

　　3．有卵巢癌、子宫颈癌、子宫癌、乳腺癌和其他诸如结肠癌等癌症家族病史的妇女，应该尽量避免长期服用怀孕药物。

　　4．患有癌症的妇女避免使用怀孕药物。

　　5．使用克罗米芬柠檬酸盐治疗不孕，要把用药周期限制在3~6周之内。

　　6．使用强效怀孕药物治疗不孕，要把用药周期限制在3~4周期之内。

　　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

　　如果说怀孕药物与卵巢癌的关系并不明确，那么它和乳腺癌及子宫内膜癌的关系就更难清楚了。一直都有一些接连不断的轶事趣闻报道，说怀孕药物能够刺激先前就有的乳腺癌的生长。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有力的证据，证明它们之间有联系。趣闻本身所能提供的内容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例如，可能是年龄因素，而不是药物因素，会是诱发乳腺癌的发病原因。在文章中并没有阐明这点。流行病学家格特鲁德·博克维兹博士认为，30岁以后生育第一胎的妇女患乳腺癌的危险会增加，40岁以上才生育孩子的妇女患乳腺癌的危险性更会高得多了。

　　虽然子宫内膜癌究竟是由于不孕的状况引起的还是由于药物引起的说法尚不确定，但是怀孕药物有可能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相关——这个结论来自以色列的两项研究结果，它们分别由以色列内科医生和癌症研究员巴鲁克·莫丹博士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员伊兰娜，罗恩博士分别主持的。第一项研究成果发表于1997年，经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癌在不孕症妇女中的发病率是相当高的。而1998年发表的第二项研究成果则恰恰相反，研究显示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并没有那么高，虽然科学家早就得出了“不能完全排除”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与药物有关。

　　这些报告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服怀孕药物了，但是报告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你服用怀孕药物，千万不要延长药物的服用周期，你应该在停药后的几年里，定期做医疗观察和检查。要达到最佳预防药物带来的长期副作用的目的，健康专家建议服用了怀孕药物的不孕病人需要进行长时间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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