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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学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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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居里夫人也是女的,但这并不能给母亲任何安慰。她说:“对我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模仿的。”

    直到1942年3月对日她的14岁生日,想当科学家的理想之火才重新燃起。理查德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叫天文学的书。母亲闭着眼睛回忆道:“那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开始时我不懂,但我坚持着一遍遍往下读,读到407页,我看到一张图表,它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张通俗易懂的图表摘自一位女科学家的著作,母亲说,“她给了我探索科学的勇气。”

  突出贡献

    我的母亲大学毕业后一度成为家庭妇女,在家做饭、洗衣服、照看我的哥哥和我。直到1964年,她在拉蒙特一多尔蒂天文观察站找到一份工作,研究太阳风和磁层的关系。不久,她和她的同事们首先宣布,磁层(受地球磁场控制、太阳风不能进入的那部分空间)是没有尽头的,它拖着一条无穷长的尾巴,而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封闭的泪珠状。

    1974年,我的母亲就职于加利福尼亚阿姆斯研究中心。她在太阳风方面有了重大发现。太阳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稳定的,一种是瞬变的。尽管人们早就知道瞬变的太阳风是由巨大的冕喷组成的,但是却很难找到这种太阳风。我的母亲发现,这种太阳风可以通过太阳风中大量的氨来识别。

    正当她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衰退,航天局的预算大量削减,我的母亲再次成为家庭妇女。几个月后,她就职于全国大气研究中心,我们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后来,她又先后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波士顿大学物理系工作。1985年,母亲来到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她在该实验室揭开了极光的一些秘密。她利用探索者33号获得的数据,证明当太阳风的磁场同地球磁场相互作用就会出现极光。

    她在1974年成为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官员,领导着一个确保妇女受到公平对待的委员会。她在1999年被任命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资深精英科学家,次年又获航天局突出科学成就奖。

    教子有方

  我在1970年10岁时第一次接触化学。当时,我母亲忙着烤过犹太新年吃的白面包,她要我到厨房帮忙。在把面包放进炉子以后,她给我一个塑料小药瓶和一个软木塞。她叫我在瓶子里灌一些小苏打,加一些醋后马上塞上软木塞。结果砰地一声,软木塞弹到我的额头上。会爆炸的食品,我感到非常惊奇。母亲告诉我:“这就叫化学反应。”从那以后,我对化学充满了兴趣。

    在我12岁的时候,母亲教我共振的知识。我们在野营时需要找一些树枝生火。我们兄妹三人到处找都找不到。母亲指着树上一枝枯树枝,一边摇晃树干一边叫我们留心观察。她告诉我们:“每个树枝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注意那枝枯枝,如果我们以适当的频率摇动树干,使它跟枯枝摇动的频率一样,枯枝就会掉下来、”我们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枯树枝。

    在我14岁的时候,母亲教我物理知识。当时我迷上了蓝草音乐,非常想去看拉尔夫·斯坦利的演出。尽管母亲并不喜欢乡土音乐,她还是带我一起去参加音乐会。音乐会高潮是菲尔德·柯利模仿火车由远而近到来然后又由近而远离去的口技表演。她对我说:“好听吗?这是利用了多普勒效应。”我真没想到母亲会在音乐会上跟我讲物理知识。回到家里后,母亲给我解释说:“火车驶近时,声音频率变得越来越高,离去时频率变得越来越低,这就是多普勒效应。你观察天空的星星,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如果光源朝你移动,它就会向蓝变他如果是离你而去,就会向红变化。大多数星星向红变化,因为宇宙正在不断扩.”

    母乘很快就要退休了,但她仍然关注着地球的气候变化。她说:“太阳光线的细微变化就可以使长岛变成溜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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