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尔曼1926年开始对智力超常儿童进行系统纵向研‘究以来，人们已经多次证实，同条件较差的家庭相比，父母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出现智力超常儿童。诚然，所有社会阶层都会出现智力超常儿童，即使是父母受教育少或根本没受过教育，智力低于一般水平的贫穷家庭也不例外。但是，那种认为智力超常（至少是本章所定义的超常）、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之间绝无任何内在联系的一观点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然而，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除了有明显的一般性优势（大人可以给孩子较多的智力发展刺激，孩子数量较少，能够较充分地鼓励孩予取得成就，提供较多的阅读材料，较多的旅游机会和丰富的其他经历）之外，我们说不准较优的家庭环境与较高的智力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在对待智力超常予女以及如何管理他们方面，家长中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些家长积极对待智力超常的孩子，有些则态度消极；同母亲相比，父亲不大容易看出孩子智力超常。一项针对各种行业的成功者进行的研究表明，家庭和家庭环境极为重要，孩子幼年时尤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充分认识到自身成功潜力的儿童无不出白能够激励、引导、支持和奖励他们发展能力的家庭。不过，研究结果并没有更多地从其他方面表明家庭是如何鼓励智力超常表现的。另外，我们也不知道父母是怎样适宜和有意义地参与智力超常子女的在校学习的。

  有几项研究（包括特尔曼的早期研究）发现，某些文化和种族群体（如犹太人）即使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也能’产生多于其他群体的智力超常儿童。莱塞(Lesser)等人1965年发现中层社会的儿童的智能要高于下层社会的儿童。他们还发现，一些少数民族儿童在某些方面的成绩较好。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很可能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追求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注意在某些特定领域取得成就，这便造就了一批智力超常者。（请记住，争取成就的主动性是构成我们提出的智力超常定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在所有针对与智力超常有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的研究中，人们都很难或根本无法把这些因素与遗传影响区分开来．

  1979和1981年，卡拉汉研究了阻碍智力超常女性发展和得到承认的各种文化因素。许多学术或职业领域，如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牙科学，传统上几乎是男性的一统天下，而女性得不到鼓励以涉足其中。女性即便进入这些领域，她们得到的报偿与自己的工作表现也往往不相称。文学作品通常把妇女描绘成贤妻良母或“弱不禁风”的小姐，她们要么依赖男性，要么为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牺牲自己。这些阻碍妇女的超常智力发展的障碍直到最近才引起公众的注意；至于消除这些障碍会带来什么益处，现在要说清楚仍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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