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卫生领域里，有一个“两次革命”的说法。第一次卫生革命大致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营养不良性疾病与传染病的病因逐步明确，如夜盲症是因为维生素A缺乏所引起，维生素B可以预防脚气病，而坏血病则与维生素C缺乏有关，鼠疫因鼠疫杆菌感染人类引起，接种卡介苗可以预防结核病，磺胺药乃至稍后大量应用的抗生素能有效地治愈许多感染性疾病，治愈后甚至不留后遗症。第一次卫生革命使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营养缺乏病、急性和慢性传染病。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平衡，至今仍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卫生革命的任务仍未完成，营养缺乏病与传染病仍是危害人民大众健康的主要问题。当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还有贫困人口，也还有传染病，诸如艾滋病乃至疯牛病。

  从20世纪的50～60年代以后，虽然整个世界并不安宁，但总体上说，在一些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中，人民生活逐渐富裕，生活安定，饮食丰富，而社会竞争激烈，又使许多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诸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中风）、癌症之类日益增多，甚至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杀手。于是被称为“第二次卫生革命”的任务便不期而至。

  比较两次卫生革命的任务，虽然面对的“革命对象”都是疾病。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却发现并不相同：

  首先，前者的疾病大多起病较急，后者较缓，甚至不明确从何时起病。前者包括许多传染病，流行之时甚至成批地发病。后者则无传染性，各自发病，只是由于病者甚众，一个地区、一个家庭许多人得病，但各位患者之间并无相互传染的关系。

  其次，前者的疾病病因明确，传染病中大多可以采用疫苗预防，而且发病之后也容易治愈，而后者的疾病病因多较复杂，不易预防，也难于彻底治愈。

  说到作为第二次卫生革命对象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易防治的问题，看来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现代科技还不够发达所致。

  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因有其一定的遗传背景，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之所以发作，遗传因素确实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遗传因素的作用不是全部的、必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生主要还是后天的因素。所谓“后天因素”又恰恰都在各人的生活行为之中，如高血压与精神压力、情绪紧张有关，高盐、高脂肪的饮食亦是促进因素，而糖尿病的发生则与饮食的过量与缺少运动相关，这些因素是“个人的”，即应该是各人自己可以控制的。又如癌症，许多癌症与吸烟、高脂肪饮食、盐摄入过多、酗酒、性行为不良等有关，也应该是患者可以自己控制的。换句话说营养缺乏症与传染病的发生可以更多地归于社会的责任，而避免慢性非传染病的发生则个人应多负责。这些疾病的后果亦不相同，营养缺乏，纠正了就好；传染病，杀灭了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等，也就可以痊愈；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则是由于患者自身组织器官的变化，动脉粥样硬化了、血管阻塞了、细胞癌变了，那就不那么容易彻底治疗、完全康复了。

  所以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应该重在预防，而这些疾病的预防不是由什么部门提供疫苗，或是由政府组织隔离，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关注自己的生活行为，建立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完全取决于自己。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可以治疗，尽管不可能像传染病、感染性疾病那样速战速决，但是如果下了打“持久战”的决心，调整生活方式，坚持配合治疗，血压完全可以控制，血糖可以正常，心肌梗死可以避免，脑卒中（中风）也可以预防，即使癌症也有希望治愈。

  两次卫生革命，两类不同的疾病，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应该有的认识是：它们也是可防可治的，而且无论是防是治，更多的是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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