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有爱看书的“臭毛病”。因为书，老师曾经很宠我；后来又因为书，老师“封杀”过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爸先在乡里、后在‘公社”工作。他带回家的《XX宣传》、《支部生活》和《人民日报》等，成了我爱翻的东东。上小学后，我看得较早的课外书，是《找红军》。班里建立“图书角”后，我借到的第一本书，是《烽火十三寨》。内容是“打仗”的，细节今已不记。后来，又看了峻青著的《胶东纪事》。这本书的内容，至今还记一些。

由于看课外书较多，作文就较好。作文较好，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就喜欢。马老师“封杀”我看课外书，起因是我看过的几本书中，有的发生了损毁。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别人看时损坏了，转到我手上时，我没发现也没报告，所以担上了责任。

马老师“下令”：全班任何人，都不能借书给我看。为此，我在别的同学看书时，站在他的背后看。这种情况多了，有人报告了马老师。马老师感慨之际，解除了对我的“封杀”。当时，我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又能看书了——真好！

因为作文好，老师表扬过我N次。我在小学担任的“最高职务”——“三道杠”，也是他力排众议让我当的。1967年秋，由于“文革”学校停课。在某同学家里，他用一上午的时间，动员我改变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我那年13岁，坚持不改变。从此，我们就“生分‘起来。再往后，他调回了原籍。

1978年6月，我在大一上课。偶一回头，发现有人在后面听课。再一看，像是马老师。下课后我问他：“您是不是马老师？”他说是，又问我是谁。我说了名字后，他说：“我还在老家教学。”

从事新闻工作后，有机会到县里采访，我曾向别人问过他的情况。遗憾的是：说得都不是太清楚。由于路不顺等原因，我也未专程去看他。

老师今如健在，希望能见一面：他早年对我的积极影响，毕竟是不可磨灭的。